新课标给教师们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提高学生的创 新和实践能力。而学生们只有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掌握了学科的研究方法，学习了思考的方法，学习了发现知识的模式，才能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近日，浙江教育 出版社出版了“科学方法论丛书”，针对科学教育，通过学科的史实、案例系统地介绍了数学、化学、生物、物理四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帮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研 究方法与知识一同传输给学生。
方法，创造力的灵魂 
科学方法 教师、学生需要它 
2007年年末，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科学方法论丛书”，包括《数学方法论入门》、《化学方法论》、《生物学方法论》、《物理学方法论》四本书。
 
据该套丛书的选题策划者邱连根介绍，“科学方法论丛书”主要是为中学教师量身定制的。其 出版的初衷则源自我国新课程标准。从2001年，我国开始实施国家课程标准下新课程改革，其核心就是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科学方 法、科学意识。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指出，要倡导以学生为主体、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倡导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合作交流的
学习方式。但新课标课程实施五六年来，在教育教学上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变化。除了升学考试这一指挥棒的巨大影响外，与教师们在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方面的知 识缺失也有一定关系。“既然要开展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教育，首先就要给教师补上这一课”。2006年，邱连根找到了《化学方法论》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王德胜说明了出版初衷，并提出了编纂出版“科学方法论丛书”的建议。
 
科学方法论对处于应试教育环境下的教师、学生有什么意义？《数学方法论入门》的作者、南
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毓信说，方法指导教育，不会影响考试。《生物学方法论》的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李建会认为：“方法是灵魂，如果要创
新，更重要的是掌握研究方法。”过去我国的科学教育比较重视传授知识，但知识是不断发展的，教给学生研究的程序、方法应该是最关键的。各门学科的方法论是
科学家根据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经验，总结了其成功的途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方法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保护世 界和发展世界的经验。掌握方法能帮助自己更透彻地理解知识，提高个人研究能力。“科学方法论丛书”另一位责编蒋婷也表示，现在教学不仅仅是单纯地传授知 识，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能力。只有教师们在科学研究方法上有所提升并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素养，在教学方面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上述原因，“科学方法论丛 书”有了其独特的魅力。
 
理论知识
 
趣味无穷
 
看到“科学方法论”的书名后，会产生一种错觉：这套丛书一定是专业的理论丛书，会枯燥乏 味。事实却恰巧相反：简单地翻阅了《生物学方法论》后，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让你目不转睛；打开了《数学方法论入门》，更是欲罢不能，一口气从第1页读到了 第70页……将案例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说明问题是这套丛书的特色，让干瘪的理论变得生动、活泼。
 
此套丛书中《数学方法论入门》是再版书，曾于1985年出版过。20世纪80年代，数学
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当时郑毓信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数学方法如何渗透到教学中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20多年过去了，教学中的数学方法论有了很
明显的进展，数学教师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重视数学方法论。目前，如何将数学方法更好地应用到教学中成了教师们的关注点。“为讲方法而讲方法不是讲方
法的好方法。”郑毓信用一句“绕口令”表明了自己讲方法的立场。翻开《数学方法论入门》，数学题一个接一个落入眼中，就仿佛正身临其境在一个个数学迷宫中 穿梭，每一类数学题的解答方法代表了一种研究方法。这样的编写模式，自然是非常适合我国的中小学教学的。
 
《化学方法论》也在1987年出版过，其中文章均出自知名专家之手。这次修订，主要是针
对中学教学的实际，强调化学史实的再现，尤其是注重化学理论发展与化学家工作这一线索。如讲到化学方法中的演绎方法时，就以泡利、费米、布特列洛夫、瓦博 布朗等人物为线索，用平实的文字叙述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故事，深刻地分析了演绎方法在化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本丛书的编著者中最年轻的就是《生物学方法论》的作者李建会。在10多年前，李建会就已 经编写过生物学科普图书——《探索生命之路》。而此次出版的《生物学方法论》的部分案例和内容即是那时编写的。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谈到了生物学研究的伦理
原则，以曾轰动全球的黄禹锡事件为案例，分析说明了伦理学对生命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应当遵循的生命伦理原则。看似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与其研究的伦理原则并无瓜 葛，但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因此研究时除了要遵循一半的科学方法论原则外，还要遵循生命伦理学的原则。李建会总结说，科学需要遵循求真的学术道德和求
善的人本道德。
 
考虑到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我国的中学的理科老师，因此，每一分册的编写还是注重学科
的基本思想方法，以期能为作者提供较为全面的方法论知识。另外，除了《数学方法论入门》一书外，其余三本书后均附有参考文献和诺贝尔奖获奖年表。王德胜认 为，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一个人的研究水平，诺贝尔奖获奖年表为读者了解学科发展的背景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评勃克斯的逻辑机器哲学
任晓明/文
提要：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哲学范式的转换，从而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纲领。逻辑机器哲学是传统哲学与现代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的哲学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它通过人与计算机的类比，探讨用计算机模拟人类心智的可能性以及有关的哲学问题。从本质上看，勃克斯的逻辑机器哲学及其人=机器人论题建基于心智的计算观，而心智的计算观不断地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人工生命的进化研究成果表明，心智的计算观的困境是可以摆脱的。“人工意识”的计算机生成和进化系统的动力学研究，将为拯救和发展心智的计算观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计算机革命；逻辑机器哲学；人工生命
中图分类号：B81-055文献标识码：A
勃克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逻辑机器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al machinism）。逻辑机器哲学的中心论题是一个有穷自动机（机器人）可以实现人的一切自然功能。这就是他所谓的“人=机器人论题”（man=robots thesis），也叫做“心智-机器论题”(mind-machine thesis)。
逻辑机器哲学及其人=机器人论题显然是基于早期唯物论哲学之遗绪，即希腊人的朴素唯物论，18世纪拉美特利（人是机器）和霍尔巴赫的机械唯物论的遗绪。然而，逻辑机器哲学形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基于这样一些在最近100年间取得长足发展的有关学说，即数理逻辑、现代电子计算机和程序语言的理论以及应用、宇宙进化和生物进化理论。
一、对人=机器人论题的辩护
所谓人=机器人论题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机器人可以实现人的一切自然功能吗？换言之，有穷决定性自动机能够行使人的所有功能吗？勃克斯认为，就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现状看，还难以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只能做哲学的思考和推断。其答案是：有穷决定论自动机能够行使人的所有功能。这个答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它的决定性方面，二是它的有穷方面。一个自动机之所以是决定性的，是因为它的输入和输出曲线之间有决定性的关系，每一条输入曲线都产生一条唯一的输出曲线。换言之，在一台决定性自动机中，当前的输入状态I与当前的内存延迟状态D决定了下一个唯一的内部延迟状态。另一方面，一个自动机之所以是有穷的，是因为尽管这些函数曲线的长度是无穷的，但它们的基础是有穷的。因为它们由有穷的离散时刻组成。另一方面，要回答上述问题，还必须对机器人能否拥有情感和意识做出回答。于是，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子问题：
1. 这种自动机可以是决定性的吗？
勃克斯的答案是肯定的。就自动机的决定性方面而言，有人会以非决定性的概率自动机为例，证明它同样可以行使人的所有自然功能。为此，勃克斯指出，决定论与概率论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里关键的概念是伪随机性。概率自动机的行为往往是伪随机性的。在他看来，一个伪随机性序列表面上看来是随机的，但实际上是决定性的。在计算机的概率运算中，伪随机性序列已被成功地应用。尽管计算机是决定性的，但对于伪随机性序列照样运用自如。因此，勃克斯认为，伪随机性序列和决定性序列都同样适合于编制计算机程序以行使人的自然功能。他的结论是：如果概率自动机可以行使人的所有功能，那么决定性自动机同样能够行使人的所有自然功能。
2. 这种自动机可以是有穷的吗？
就自动机的有穷性方面而言，勃克斯论证说，有穷自动机事实上能够行使人的所有自然功能。他指出，我们人类的每一种自然功能都是根据对于一组刺激的反应来定义的；而感觉刺激的哪怕是极为微小的差别都将导致神经反应的极大差别——哪怕是多出一根稻草也会压垮骆驼。因此，只有当每一种可能输入的菜单包含了导致不同可能输出结果的无穷多个细节，有关人类自然功能的完全说明才有可能。然而，用以完全说明有关人类自然功能所能获得的细节数量又存在着一个极限。例如，存在着有机体不能为之做出反应的刺激强度之间极为细微的差别，也存在着有机体来不及在身体变化方面做出反应的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还存在着有机体无法检测在其区域内产生质变的极为微小的空间体积，这就向人=机器人论题提出了又一个挑战。为此，勃克斯采用所谓量子论证来应对上述挑战。他借用量子论概念来分析时间空间结构，将时间、空间分割到不可再分的最小单元，从而得到时空量子（quantum of space-time）的概念。在勃克斯看来，由于存在着时空量子，生物有机体也就只需对发生在时空中的有限数目的质的差异做出反应。由于人的肉体是有限的，可分为有限个空间量子，生物有机体也就只需区别有限数目的不同的可能输入状态了。于是，他进一步论证说，人的时空量子与自动机的时空结构有某种对应关系。人的时间量子可对应于有穷自动机的离散时刻（0，1，2，3，……直至无穷）；人的一个空间量子可对应于有穷自动机的一根输入线。这样一来，就人的自然功能而言，人的输入函数关系曲线具有与有穷自动机同样的逻辑结构：因为二者的每一条可能的输入函数关系曲线都是由有限设备制作的输入状态的离散序列。同样，人的输出函数关系曲线也具有与有穷自动机相同的逻辑结构。最后，勃克斯论证说，人的输入曲线向输出曲线的转换与自动机的类似转换，其结构也是相同的。
3. 机器人能不能像人那样具有感情和情绪？
勃克斯认为机器人可以像人那样具有感情和情绪。他指出，设想一个“自动机情人”。她美丽聪敏，富有魅力。但它是机器而不是人。问题是：她能有感情吗？她能谈情说爱吗？勃克斯认为，我们所关心的只是机器人能不能具有谈情说爱的行为，而不关心她能不能意识到自己在恋爱且堕入情网。他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在行为上与之等效的有穷自动机。首先来看这个“自动机情人”的输入-输出装置。勃克斯认为，从逻辑的可能性的角度看，完全可以假设，终有一天我们人类的输入-输出功能可以被无生命的人工装置所模拟。还可以假设，有穷自动机能够与人工眼、人工耳、人工手等部件相匹配，以便控制它们并从那里接受信息。最后假设有穷自动机能够行使人的所有功能，而它的内部计算系统能造得很小以便装入机器人体中。勃克斯相信，人的这些输入-输出装置的功能，能够在计算机上实现；而计算机和人的内部计算系统情况更复杂一些。就人=机器人论题的这个核心部分而言，勃克斯的主张是：存在这样一个有穷决定性自动机，当接通这个“自动机情人”的输入-输出装置时，就其行为看起来像一个真的情人而言，它完全能够满足其计算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讲，构造“自动机情人”是可能的。显而易见，这个思想不仅包括而且超越了莱布尼兹关于人们的所有推理都能被还原为数字计算的观点。
4. 机器人能不能像人那样具有意向性？
勃克斯认为，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外在方面（即行为主义方面）实现人的功能，而且可以在内在方面（即反思和内省的现象学方面）实现人的功能。据此，勃克斯“直觉地感到，人的一切功能都可以程序化。”他还指出，人有两种思维能力：一是意向性目标制导或搜索能力；二是包括自我意识在内的意识能力。就人的意向性目标制导或搜索能力而言，勃克斯认为，人的最高能力是对思想和行为的自我控制能力，它包括使可择目标系统化的能力，搜索目标的能力，评价目标结果的能力，他们都可称为意向性目标制导或搜索能力。在人这样的意向性目标制导或搜索系统中，目标置根于基本的“欲望结构”。人的毕达哥拉斯数或遗传程序中包括了与目标或欲望相关的当时状态的“模型”和“结构”，也包括这些遗传因素与环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在人类社会，个人的欲望反映了受不同文化和环境影响的不同欲望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作用力的大小，视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将欲望置入机器人呢？勃克斯认为，从原则上讲，可以通过分配权重（相对的重点）到各个目标（欲望），通过引入解决目标（欲望）之间冲突的机器标准，设计人员能够处理将欲望置入机器人的问题。说到底，人的欲望既包括信息因素，又包括控制因素，在这一点上，人与机器有共同点。因此，以上说明既适用于人类以及其他意向性有机系统，也适用于机器人。显然，勃克斯对意向性以及有关概念的分析与传统哲学的观点是相左的。现象学家F.布伦塔诺认为，意向性是所有精神现象的共性。他认为，意向性是精神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分野，而后者不具有意向性。但是，勃克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物理系统也具有意向性。尽管物理学不研究意向性，然而物理性的计算机能够实施意向性目标制导。因为现代计算机是布伦塔诺时代难以想象的非常特殊的物理系统。
5. 机器人能不能像人那样具有意识？
关于机器人是不是具有意识的问题恐怕是当代哲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了。要使人=机器人的论题成立，必须阐明这一问题。勃克斯的做法是：把意识分为“功能性意识”和“直接经验”两个方面。为了论证功能性意识能够由机器人模拟，他提出了以下两个步骤。
步骤Ⅰ：设计一台能实现与疼痛、感觉经验以及生存意志等有关功能的机器人。
以疼痛为例，在勃克斯看来，疼痛的经验包括两个方面：感受到疼痛本身，即对疼痛的直接感受，这是意识的直接经验方面；从作为刺激的疼痛感到作为反应的修正行为的直接经验中体验到的功能性联系，这属于功能性意识。就如何设计一台具有功能性意识的机器人，勃克斯谈了这样的看法。正常的人感受到疼痛时，就会产生一种（功能性）意识，从而对其行为进行自我保护性的调整和修正。而机器人同样也有在受到刺激时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排除自己故障的方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克斯认为，感觉经验的功能特性，主要表现在有机体如何运用从环境中收集到的信息，并对其做出适当反应的能力。要对人的感觉经验的功能特性进行模拟，就必须研究感觉报告之间，感觉报告与思维、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方式，探讨感觉报告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些联系生效。这属于模式识别领域的问题。勃克斯相信，“总有一天，这一问题会得到解决。”对如何设计具有生存意志的机器人，勃克斯设想，通过某种设计赋予机器人以欲望，使他们能够追求包括自我保存意志在内的各种目的，就能使机器人具有生存意志。为了解决不同目的之间有冲突的问题，他主张分配权重于不同的目的，使机器人具有活性，以便使它在为实现目的而奋斗时受到权重分配的约束和控制。根据以上论证，勃克斯得出的结论是：制造出能够实现具体的有意识的人类经验的所有功能的机器人是可能的。
步骤Ⅱ：设计一台具有意识统一性的机器人。
勃克斯清醒地看到，我们关于疼痛、欲望的机器人描述，关于机器人具有意向性的论证，都不能说明机器人是有意识的。只能说明这种通用机器人与人类较多的相似性。此外，这些具体的功能性意识还不是意识的统一体。事实上，一定存在着人类赖以实现其功能的某种意识机制或特殊方式，即意识的统一体。在他看来，就意识的外延和复杂性来看，意识只是人的一小 “部分”。人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视作一个系统，而意识则是其子系统。尽管这个子系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对意识现象的近似描述肯定比对整体系统作近似描述简短得多。从建构计算机系统的前景来看，人的意识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类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即一个处于清醒状态时能指导短期行为并筹划长期活动的相对简单的实时控制系统。在这个功能性意义上讲，机器人是有意识的。这样一来，在功能上最有效的机器人设计可以使机器人具有意识。关于作为直接经验的意识，勃克斯假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机器人替身，机器人是否具有直接经验的问题就变成了机器人替身是否具有直接经验的问题。勃克斯指出，可能性最大的答案是：机器人替身是具有直接经验的。因为人与机器在直接经验的功能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材料不同——硬件不同于肉体。因此，不难想象，我们每个人的机器人替身也是有意识的。设计一台具有意识统一性的机器人是可能的。人=机器人的论题是成立的。
总的说来，人=机器人论题在人与机器人、思维与计算之间所做的类比为我们深入理解心智奠定了基础。首先，它对心智所做的说明既避免了行为主义在解释上的贫乏无力，又化解了二元论对心智的神秘化。较之以往对心智的说明，将心智视为一台计算机并由此使心智程序化，有助于使研究者对心智的运作机制做出更为精细而严密的说明。其次，由于心智的计算观能够精确地编制程序，通过运行模拟来测试人类思维的行为，因此它在客观上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也看到了自己的思路的局限性。总体上看，勃克斯的思想属于人工智能的乐观主义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从可能性上看，机器总有一天会完全实现人类以及人类心智的功能。然而，勃克斯的立场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
二、挑战与应对
勃克斯的逻辑机器哲学思想吸收了现代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勃克斯的逻辑机器哲学及其人=机器人论题建基于心智的计算观，而心智的计算观不断地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主要有；
1.1来自情感方面的挑战， 即认为心智的计算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情感的计算实现问题。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Damasio 1994）的研究表明，情感在思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研究一批大脑受损的病人，他们尽管在数学和语言能力上没有任何缺陷，但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力却大受影响。因此，长于数学和语言能力的机器难以处理情感。面对情感对心智计算观的这种挑战，人工智能研究学者试图通过扩展新的表征结构来摆脱困境。例如，在基于规则的系统中引入恐惧的表征结构，这种结构的激活就会驱动诸如逃逸的行动，这里使用的规则不会导致推理，而是直接改变行为。也可以借助类比的计算模型来模拟移情，在这个模型中，从源类比体到目标类比体之间的转换不是语言式的表征，也不是图像式的表征，而是关于情感经验的表征。但是，对情感计算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对情感的模拟并不等于让计算机真正具有情感，就像在计算机上模拟地震完全不同于真正的天翻地覆一样。在他们看来，有关情感产生、情感表达的计算实现研究，与其说是在实现人的情感部分，还不如说是在实现智能的情感部分。这种计算实现即便是成功了，那么实现的东西也就不会再是情感的了，而是纯粹理性思维的东西了。事实上，情感远不是那么简单，它是不可能用心智的计算观来阐释清楚的。（参见周昌乐，第144页）
1.2对来自情感方面的挑战的回应。要应对来自情感方面的挑战，我们认为，在原有系统中作一些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应该在生命科学、人工生命研究中寻找出路。一些生物学家和人工生命研究者似乎已经猜测到，人类的情感经验与我们整个身体有密切的联系，而不仅仅与抽象思维有关。给机器人大脑装一块情感芯片而不赋予它的身体，就认为它也具有人类的情感，那是没有道理的。
因此，我们认为，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提出一种既认真考虑情感的经验内容和生理基础，又兼顾其计算作用的理论。一方面要在计算系统中引入新的表征以刻画人类情感的基本方面，另一方面要在吸收人工生命、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发刻画情感的生理和经验方面的非计算手段。
2.1来自意识方面的挑战, 即认为心智的计算观并不能够真正解决意识的计算实现问题，并不能让机器人真正拥有意识。总的说来，坚持心智的计算观的学者对意识的重视是很不够的。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意识真是一个谜，而且是因为从根本上看，意识超出了计算表征的范围。于是，多数坚持心智的计算观的学者都承认，我们目前用来模拟人类思维的计算机或机器人都不具有真正的意识。勃克斯也不例外，尽管他认为他的机器人总有一天会具有意识。目前，让机器人真正拥有意识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利用自然的力量来解决意识的自然模拟问题，例如建构一种肥皂膜计算机（Courant and Robbins,1941）。其二是采用逻辑的手段实现“人工”意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学者认为，任何让机器人拥有意识的尝试，必然会遇到这样的二难困境：要么放弃逻辑的人工手段，采用特异化的自然手段；要么坚持有明显局限的逻辑人工手段；前者正是在自然界中产生人类意识的途经，即便“仿造”成功，它也不再是机器人的意识了；后者注定是死路一条，那就是基于逻辑的机器人，只能是没有意识的机器人。（参见周昌乐，第264页）
2.2对来自意识方面的挑战的回应。面对着来自意识方面的挑战，悲观主义论调甚嚣尘上，甚至一些心智的计算观的支持者也试图否认意识在人类思维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坚信摆脱计算困境的出路在于进一步理解意识在人类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幸的是，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已经向我们展现了希望的曙光。比较突出的成果是克里克（Crick 1994）对视觉意识的神经基础的研究。他认为意识可能涉及某种注意机制。他推测大脑注意某一目标而不注意另一目标的机制涉及有关神经元的激励。他还推测说，在同时发生激励的神经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协同性，而且神经元之间也可能具有某种竞争性。神经元之间的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联系向我们暗示，对协同学等复杂性科学的深入研究，可能有助于我们认识意识的本质，从而有助于意识的机器实现。另外，克里克还认识到，意识涉及短时记忆。在他看来，我们往往易于意识到短时记忆的内容的事实表明，短时记忆与意识之间有某种关联。实际上，勃克斯也同样看到了短时记忆与意识之间有关联，也许是克里克的研究影响和启发了勃克斯。总的说来，克里克关于注意、记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已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深入理解意识进而在机器上实现意识的最佳出路在于将多方面理论和实践探索加以综合，尤其是要把神经科学、实验心理学与计算机建模的成果加以整合。不应该简单地拒斥和全盘否定心智的计算观。
3.1来自物质世界方面的挑战，即认为心智的计算观将思维局限于发生在心智中的计算加工或逻辑操作，忽视了人与物质世界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不断交互作用这一基本事实。在这方面提出挑战的学者主要有受海德格尔（ Heidegger 1962）影响的哲学家以及偏离人工智能传统路线的机器人学研究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否认认知科学所假定的心理表征物与外在世界的分离，认为我们之所以在物质世界中有所作为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用“在此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来表明人们之所以能作用于物质世界是基于人们自身的物理技能，而根本用不着什么心理表征。与海德格尔如出一辙，德雷弗斯（Dreyfus 1992）认为人的智能本质上不是表征性的，试图用能行的方法对知识进行形式化的表征是徒劳的。海德格尔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不满传统人工智能路线的学者。例如，温诺格拉德和弗洛尔斯（Winograd and Flores 1986）就认为我们不可能表征作为人类各种能力基础的大量背景信息，因此传统的人工智能路线是不可能成功的，根本的出路是另辟蹊径。于是，史密斯（Smith 1991）提出了所谓的“嵌入式计算”，通过强调与物质世界的交互作用以避免传统计算方式的表征负担。类似地，布鲁克斯（Brooks 1991）提出了一种与传统方式大相径庭的建造机器人的方法。他并不基于逻辑和规则对机器人所需知识进行编码，而是建造一个具有从环境中学习那样一种能力的机器人。
一些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认为计算主义纲领低估了情景在人的问题求解和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过分强调逻辑因素和心理作用。在这些批评和异议声中，兴起了一场情景化运动。例如，苏彻曼（Suchman 1987）以及雷弗和温格（Lave and Wenger 1991）指出，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求解并不是那么倚重于抽象数学表征，而是借助于与外在世界和其他人的交互作用。香农（Shanon 1993）也指出，计算主义纲领无法说明人们与外在世界发生关系的那些微妙的、依赖具体情景的方式。
对人=机器人论题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来自塞尔（Searle 1992）所谓“中文房间”的思想实验。这个实验通过使你把自己看作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符号处理器，揭示了纯符号加工的局限，进而表明计算机不可能具有意向性。塞尔认为，人们操作的符号具有意向性是基于我们与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而计算机的表征是独立于外在世界的，因而没有意向性。在他看来，计算机是纯粹的句法机器，不具有人类那种语义能力，不能在与世界的交互作用基础上赋予符号以意义。所以，计算主义纲领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3.2对来自物质世界方面的挑战的回应。无论是海德格尔、塞尔的观点，还是嵌入式计算、情景化运动，都有过分强调环境因素之嫌，其共同局限是：要么把人类的思维消解为简单化的、昆虫式的反应，要么将其视为神秘的、无法分析的偶然事件。摆脱这种二难困境的出路在于，对人类思维的全面理解必须将大脑的非表征运作与计算程序结合起来。在这方面，科斯林（Kosslyn 1994）的工作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他看来，人的视觉表征与大脑对它们进行加工的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指望通过了解人脑如何处理各种感知输入，来推测它们与我们的言语表征之间的联系。总之，除了我们的高层认知（如问题求解）涉及计算程序之外，并非人脑的一切加工过程都可以视为计算。认识到这一点，才是解决人=机器人论题困境的出路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对计算机没有意向性的诘难，勃克斯已经做出了回应。在他看来，尽管目前用来模拟人类思维的计算机难以理解人类语言的语义，然而通过给计算机提供关于外在世界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输入的机器人界面，再配上能生成各种分布式的、语言的、图像式的表征的学习算法，机器人就可以具备从外在世界进行学习的能力。这样一来，一台机器人式的、具有学习能力的计算机就能在处理句法的同时处理语义，从而对它的内部表征赋予了意向性。
4. 1来自社会环境方面的挑战。即认为心智的计算观过分局限于逻辑操作和计算表征，忽视了思维并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环境的孤立现象这一基本事实。在这方面提出挑战的学者主要有社会认识论研究学者以及对知识的社会性表现出兴趣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心理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传统认识论忽视知识的社会性，社会认识论则把知识看作一项社会性的事业。受此影响，心理学家开始把认知视作“分布式的”，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发了人工智能的新分支——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拥有不同类型知识库的计算机怎样连接并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协同合作，以解决一台计算机单独工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心理学家近来也把关注焦点转到了社会文化方面，例如，赫希菲尔德和戈尔曼（Hirschfeld and Gelman 1994,p4）认为心智“与其说是一个通用目的的问题求解者，不如说是针对各种与环境相关的任务的、稳定且独立的子系统的集合”。在他们看来，这些任务与社会文化相关，因而问题求解会呈现文化上的多样性。由此可见，要建构类似于人类智能的机器智能，不能忽视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人=机器人论题局限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难以应对来自社会性方面的挑战。
4.2对来自社会环境方面挑战的回应。要回应社会性方面的挑战，就需要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数字表征和加工过程。在我们看来，数字表征和加工不仅仅是由个体来完成的，也不仅仅为个体所利用，它还为群体所共享和利用。因此，对心智的理解还需要借助一些社会性的概念，如群体、网络、社会、文化、以及交流沟通等。简言之，对心智的表征-计算理解还需要考虑社会性的方面。
5. 1来自复杂系统理论方面的挑战。即主张我们放弃心智的计算观，把心智看作一个复杂动力学系统，而不把它理解为一系列表征和计算过程。这里所说的动力学系统，是指那些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可以用一组方程式来加以刻画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像在物理学中那样，用方程式来刻画心智是怎样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把心智看作动力学系统的方式有几种，但比较普遍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动力学系统概念。也就是说，尽管无法确定相应的方程和变量，但可以用吸引子、相变、和混沌等来描述复杂系统的变化。特伦和史密斯（Thelen and Smith 1994）用吸引子状态的变化来描述儿童学习行走就是一例。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联接主义者采纳了动力学系统概念。他们认为用动力学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神经网络是有益的。在他们看来，联接主义的系统就是一种动力学系统。它包含了各种单元激励值和单元联接强度的变量，也包含了修正这些激励值和改变联接强度的非线性方程。波拉克（Pollak 1991）、斯卡达和弗里曼（Skarda and Freeman 1987）的联接主义模型就是借助动力学系统来刻画的。
5.2对来自复杂系统理论方面挑战的回应。实际上，在思维研究中采用动力学系统方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拒斥表征和计算过程。联接主义模型仍然属于计算主义纲领，应用动力学系统来刻画神经网络只不过是对联接主义模型的扩展和补充。不过，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动力学方法的应用，也许这是摆脱计算困境的一条出路。其理由有三：第一，动力学系统方法与传统的计算主义纲领相比，能更好地处理时间因素，因为，正如范·戈尔德和波特（Van Gelder and Port 1995）指出的那样，动力学系统方法可以提供新的概念以描述在智能系统中所发生的变化。第二，动力学系统方法可以为应对来自物质世界方面的挑战提供一条出路。上述挑战强调，心智不是一个封闭的处理器，它时时刻刻都在与外在世界发生交互作用。从复杂动力学系统的观点看，心智与世界这两个系统不是相互隔绝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动力学系统。尽管用方程来描述心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难度太大，但是用一组相互匹配的术语来刻画恐怕是可能的。第三，在解释人类行为的非表征性方面，动力学系统方法大有可为。例如，对于运动控制、释梦和情绪的变化而言，用动力学系统的吸引子或相变概念来解释似乎更恰当。此外，对联接主义模型而言，采用动力学系统方法加以补充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三、出路何在
对心智的计算观的各方面挑战表明，通过单一学科或领域的探索和进展以摆脱困境是不可能的。可供选择的出路可能要靠新的跨学科的整合。在我们看来，依靠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哲学、语言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整合，借助各个学科、多个领域的共同努力，也许可以取得新的突破。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我们认为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整合。首先，要努力促进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与认知科学的整合，开辟一种基于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认识论的对心智的计算-表征的理解，建立生物-社会-认知的整合模式。这种新的模式将从各个不同侧面理解心智，全面推进人与机器人类比的研究。其次，要推进理解心智的逻辑模式与认知模式的整合。逻辑模式对心智的理解主要借助推理、概念等手段，而认知模式比逻辑模式更普遍，因为它诉诸的表征、程序等并不局限于形式逻辑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概率论的方法，它还包括认知模型化方法、图解法以及诸如视觉意象那样的非语句表征。既然认知模式与逻辑模式是相容的，而且人的心理描述比逻辑描述涉及更广泛的结构和内容，那么逻辑模式与认知模式的整合对心智的理解就可能有成效。再次，要推进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中数字方法与模拟方法的整合。在人工智能的研究历史上，数字方式与模拟方式是此消彼长，相互竞争又互相融合的。这两种方式各有优于对方的长处，又有相互之间可以互补的短处，这就构成了二者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近年来，不少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如西蒙（Sinom）已经意识到这种整合的必要性，并提出一些尝试性的设想（熊哲宏 2002）。但是，迄今为止，整合二者的新模式尚未提出。因此，推进人工智能中数字方法与模拟方法的整合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认知科学的视角看，人=机器人论题及其所建基的心智的计算观的论证主要是在逻辑和心理结构方面静态地考察人类与机器人的功能，忽视了对人类与机器人的功能做动态的、进化的、发展的考察。我们认为，人与机器的最大区别是人有自我意识，而目前的机器没有。而要理解包括自我意识在内的意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鉴人类最美丽花朵的萌生和发展过程——进化。显然，从广义进化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心智的计算观和勃克斯的“心智-机器论题”，也许对我们摆脱困境走出新路有启发性。据我所知，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引入进化机制对勃克斯思想加以扩展；二是以人工生命的进化研究来发展上述研究。
在扩展勃克斯的思想方面，莱因（Laing 1977）引进了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概念，以“适应行为”替代了勃克斯的“自然功能”概念。在他看来，我们不仅要理解机器如何表现人的行为，而且要了解人实际上怎样做出这些行为的。而那些进化系统的适应行为也就是与人有关的、目标导向的自然行为。勃克斯的论证无助于理解人实际上怎样表现出这些行为的问题，而冯·诺伊曼的自增殖细胞自动机系统的理论可以使这些复杂行为变得可理解。按照这一理论，最有可能与自然进化系统行为相关的机器行为是这样的：从最简单的机器行为着手，在自增殖的竞争中，看看哪些机器行为最能经受住竞争的考验，然后将其保留，使其自增殖。换言之，他建议着重关注那些适应性的机器行为。总之，莱因认为，那些具有自测试、自诊断、自修复行为或功能的自动机能完成勃克斯的自动机系统不能完成的任务。此外，加拿大的克拉克（M.Clarke）提出了“达尔文算法”，他还指出，人并不是逻辑地而是适应地进行推理。在多数情况下，适应性推理足以使我们获得真理。我们认为，引进进化机制以扩展勃克斯的理论，也许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
我们认为，在借助人工生命的进化研究来修正和发展心智的计算观方面，新成果更多，前景更为广阔。所谓“人工生命”是指对计算机生成的生命系统的增殖和进化的研究。它是在克服人工智能有关机器学习的局限的过程中诞生的新学科。“人工生命”的基本方法是建构一组仿真生命体，每个生命体嵌入一个程序。再选择一定的适应能力标准。然后给“较适应的”程序赋予较多的繁殖下一代的机会。例如，希利斯（W. D. Hillis 1991）利用人工生命技术以检验自己的“联接机”能否进化。他把上千个微型处理器（每一个都是有自己的内存的计算机）相互连接起来，然后给它设计软件，看一看最后能不能产生像人脑智能那样的机器智能。再如，美国的霍兰德（Holland 1984）也提出了“遗传算法”，探讨了人和机器在遗传和适应方面的相似性。应当注意的是，人工生命是在复杂性科学的框架中发展起来的，不少人工生命研究者采用了动力学系统方法来研究生命以及心智，例如，人工生命的创始人兰顿（Langton 1987）放弃了冯·诺伊曼元胞自动机的通用性要求，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能繁殖自己的元胞自动机。他引进了一个参量耄美纯袒低车亩ρ形⒀芯苛穗的动力学意义。总之，无论是“人工意识”的计算机生成，还是进化系统的动力学研究，都为修正和发展心智的计算观开辟了新的道路。
（责任编辑:鲁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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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美
新年伊始，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公布了关于黄禹锡研究组的最终调查结果。调查认定，黄禹锡研究组2004年和2005年发表于美国《科学》（Science）周刊上的论文数据属伪造，其“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思考黄禹锡事件始末，可以看到，揭开其造假真相的起点乃是“卵子风波”这一生命伦理问题。在这一事件中，韩国生命伦理学家围绕着贯彻知情同意原则、保证伦理评审客观性、坚持科学研究道德规范等方面，最先对黄禹锡等人的研究发出伦理质疑，发挥了伦理规范在科学研究中的影响力，体现出以人的尊严为内涵的伦理关怀，彰显出伦理责任的重要作用。
卵子的来源：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人权保障
2004年2月，黄禹锡等人在Science发表论文，宣称其研究小组从十多位自愿捐献者处得到242个健康卵子，成功利用人类体细胞和卵子从克隆囊胚中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系。
这里，对卵子来源的伦理质疑，提出了现代生物医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如何在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中贯彻知情同意原则，如何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中尊重和保障受试者的人权。
知情同意原则，是生命伦理学一个核心概念，也是涉及到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纽伦堡法典》明确提出，在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中，“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应该使他能够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力，而没有任何暴力、欺骗、欺诈、强迫、哄骗以及其他隐蔽形式的强制或强迫等因素的干预；应该使他对所涉及的问题有充分的知识和理解，以便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这要求在受试者作出决定前，使他知道实验的性质、持续时间和目的；进行实验的方法和手段；可能发生的不方便和危害；他的参与对他的健康和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2]这就是知情同意原则的基本思想。事实上，这也是不伤害、有利于病人或当事人、尊重人的社会伦理原则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展开。基于这一立场，《赫尔辛基宣言》（1964）强调，在人体研究项目中，“受试者必须是志愿者和知情的参与者。”（第20条）“在得到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时，医生应该特别注意受试者是否与医生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或受试者被迫作出知情同意。”[3]（第23条）此后，该原则得到进一步肯定。国际医学科学组织委员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02年颁布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
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作为实验材料的人类卵子只能来自年轻女性，珍贵且有限（一般来讲，女性一生成熟的卵子约为300 ～ 400个）。坚持当事人的知情同意，既是国际通行的伦理惯例和要求，也是确保参与研究者的尊严、权利、安全和福利的必要条件。具体要求如下。
第一，必须对捐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身体后遗症事先提供充分信息。向当事人提供的信息应是充分的，表达方式是易懂的，且必须事先得到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
第二，卵子的捐献必须是自愿的，绝对不应存在强迫、利诱的情况。只有在当事人事先充分了解情况，并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
第三，卵子捐献者须独立于研究项目之外，即不与研究项目存在利益关联。研究者有义务避免不公正的欺骗、不正当的影响或胁迫。
第四，不应将利益作为鼓励参与研究的不恰当手段。研究者应向受试者承诺合理的补偿和赔偿，但所支付的费用不能构成受试者参加研究的诱惑（即“不正当诱导”）。研究者向受试者支付费用必须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调查表明，黄禹锡在实验中恰恰违背了上述伦理要求。从2002年11月起，黄禹锡小组从199名女性体内提取2 221颗卵子，并对其中66名女性支付了每人约30万 ～ 150万韩元的酬金。在卵子捐献过程中，虽然预知过度排卵会引起卵巢肿胀等后遗症，但研究小组并没向捐卵女性解释取卵后的副作用，甚至有一名女研究生是在注射了荷尔蒙并接受了全身麻醉后非自愿捐献卵子的。由此判断，研究小组为取得卵子，确实做了强迫性质的卵子交易，严重违反了知情同意准则，侵犯了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人权。
从事治疗性克隆研究必备的伦理条件
按照《赫尔辛基宣言》，所有涉及人体实验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实施，必须经过当地伦理委员会或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审查和监督自己所在机构进行的研究，特别要关注的问题是确保研究受试者最终读到和签署的知情同意书能够被人理解”。其次，“要权衡一个特定研究方案中的风险和利益的比率。这一评估既保证了受试者本人有自主性做出是否参加实验的最终决定，也保证提供了这一方案的相关信息、它的风险和利益，以便这一自主选择也是一种知情同意的选择。”[4]
伦理审查委员会应满足以下几个要求：（1）独立于所要评审的研究组之外，且不得从这一研究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或其他物质利益。（2）其成员组成、工作程序及做出评估与决定，必须合乎要求与恰如其分。（3）对审查项目要及时审查并给予反馈，体现其应具备的能力和有效特性。（4）组成人员应多元化，除医学专家代表外，还应包括其他非医学背景的成员及社区代表，并考虑年龄、性别的分布。（5）伦理审查时，“研究者应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供有关资金、主办单位、机构成员、其他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对受试者激励的信息，”“研究方案应该包括相关的伦理思考的陈述，并明确表明完全符合本宣言所阐述的原则。”[3]
作为一个由生命伦理学家、哲学家、法理学家和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组织，韩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在1999年就发布了《人类克隆汉城宣言》，提出“禁止人类的生殖性克隆，展开克隆技术伦理与社会问题研究”的倡议，并得到韩国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的赞同和支持。在其努力下，2003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生命伦理与生物安全法案》（该法案在2005年初生效）。根据该法案，严格禁止诸如融合人类胚胎与动物胚胎的生殖性克隆实验，但允许为治疗某种特殊疾病而在严格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治疗性克隆。不过，做这类实验须得到生命伦理委员会审核，每个从事此类实验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须到专门的政府部门登记注册。[5]
从2004年5月开始，针对首尔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批核准黄禹锡研究项目的伦理有效性与规范性，韩国生命伦理委员会提出以下疑问：（1）在收集卵子过程中，首尔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在举行官方会议前，就这一目的做过伦理检查并进行核准？（2）首尔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有上述会议的相关纪录？（3）首尔大学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为什么拒绝向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出示这一会议纪录的要求？（4）在审评这一研究计划时，首尔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完全负责？（5）除了卵子来源伦理问题外，首尔大学兽医学院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是否对兽医学院正在从事的体细胞核移植研究进行过伦理审查？
当时，首尔大学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并没对这些问题作出正面答复。在“卵子风波”升级后的
生命伦理审查委员会通过建立评估规范框架，保证科学研究的伦理评估成为贯穿于科技活动过程的常规工作。对此，韩国生命伦理委员会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其一，反对科学评估中的急功近利思想。“技术每往前走一步，都使我们自身力量有所增加。复制自我和其他生命形式，这种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不可逆的。如何防止不可更改的严重失误？人类能否正确预测其活动带来的近期和长期后果？”[6]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中，即使现在已预见到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能有效治疗疾病，但这种期望在何种程度上能变为现实，这些期望是否能转化为现实，依然是不确定的。对此，科学家应有足够的耐心。其二，坚持科学研究以人为目的的原则。“医学科学与生物技术能够与相关产业结合形成紧密联系，但显然，将科学研究从属于这些产业，对科学研究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样的话，医学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就会丧失其原先保护人类生命、消除疾病的目标。医学科学的商业化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和人类的健康。”[5]
关注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诚信
从科学的精神特质来看，坚持学术诚实、正直、无私利性等价值观已成为科学规范的基本要求，“这些规范以规定、禁止、偏好和许可的方式表达。它们借助于制度性价值而合法化。这些通过戒律和儆戒传达、通过赞许而加强的必不可少的规范，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化了，因而形成他的科学良知。”[7]这也使人们视科学诚信品质为科学精神之核心，并要求科学家所作的关于研究真相的断言，无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服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即与观察和以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一切科学工作都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并受到公众的尊重，其必要前提便是科学的诚实可靠和对良好学术实践原则的重视。
相反，利用捏造实验结果、操纵实验结果、伪造观察实验记录等欺诈手段来获取荣誉，不仅违背了科研体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与科学本质相悖，而且破坏了科学家间的信任，破坏了公众对科学成果可靠性的信任，阻碍了科学发展的步伐。正唯如此，诚实是从事科学职业应遵循的一条绝对的、不可动摇的原则。
黄禹锡事件中，生命伦理学家关注研究的伦理规范，也注意科学诚信问题。一个焦点就是干细胞研究基金的来源。据黄禹锡披露，其研究基金来自一些匿名支持者。但同时，又宣称其研究得到高级信息技术发展中心和干细胞研究中心的双重准许与支持，并表示后者是种“技术许可”。韩国生命伦理委员会对这种“技术许可”提出了质疑，询问“应用细胞研究组织伦理委员会是否调查过这一问题？”同时指出，在“应用细胞研究组织伦理委员会禁止为干细胞研究繁殖人类胚胎”，而黄禹锡“还是这个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黄还是做了这一研究，原因何在？ [5]
上述问题的提出，体现了生命伦理学家对科技社会价值的关注。随着现代科学研究职业化的完善，科技创新风险的加剧，科学研究的规模扩大，科学研究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增进知识”过程，而是一个渗透多元社会价值、多种利益和文化取向的过程。事实上，现代科研资助的不足使科学家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而单纯强调以发表论文作为衡量成果的标准，又迫使科学家急于推出“成果”。黄禹锡伪造干细胞研究数据和照片，对其在获取卵子过程中违背伦理准则的做法保持否认和隐瞒的态度，正是其追逐功利、丢弃科学诚实性研究传统的极端表现，也是忽视科学伦理精神的必然产物。这也意味着，加强科学自律仅仅是提高科学道德纯洁性的一个方面，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够将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保证科学研究的客观性与正直性。其中，以伦理学家的人文视角，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提出科学研究伦理规范和准则，正是保证科学研究作为一种“负责行为”的道德基础。
[1] Declaration：Research in medical science and biotechnology must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bioethical principles. http://www.kore-
abioethics.net.
[2] 邱仁宗，等. 病人的权利.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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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宗良. 生命伦理学.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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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40周年。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等单位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一次。它和“两弹一星”研究一样，也是中国人在科学领域的面子———不但证明了中国人是聪明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还证明了中国在科研领域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相竞争，甚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40年来，围绕这项工作，已经出现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形式的报道。但是，在这个为期六七年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被探究得最少的可能是1960年前后的“大兵团作战”。
以科学家为中心
人工合成胰岛素课题于1958年12月底正式启动。由于工作非常艰难、工作量非常大，而自己既缺乏有机合成经验，人手又不够，所以刚一开始，课题的首倡者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就先后请求与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合作。有机所不肯加入，而北京大学很快就同意了。经过几轮磋商，1959年3月，生化所和北大化学系签定了合作协议。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的
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胰岛素合成工作。生化所不太愿意，只同意让它参与做一点天然胰岛素的制备工作，没把它列为正式的协作单位。
北京大学的相关工作由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领导。他们和陆德培等4位青年教师、季爱雪等4位研究生一道，带领有机专业的十多名应届毕业生以
毕业论文的方式开展合成研究。而生化所则建立了由邹承鲁、钮经义、曹天钦、沈昭文等人分别负责的5个研究小组，他们各带了一批年轻的科研人员，分头探路———因探路成功而一直延续下来了的只有由邹承鲁负责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小组和由钮经义负责的胰岛素肽链有机合成小组。
经过一年的探索，到1959年底时，他们虽然未能像早期计划的那样完成胰岛素工作，但也已获得拆、合天然胰岛素等几项重要的成果。这不但基本解决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径问题，还给一些领导干部造成了该研究只剩了“堆肽”技术活的印象。
北京大学开展群众运动
就在这时，“反右倾”运动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大跃进”运动导致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一样，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也影响了胰岛素工作的研究方式。作为直接的导火索，它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时代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很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心，这一次，又率先响应了上级的号召，最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有名利思想、走白专道路、奉行“爬行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沉沉闷闷”、“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的领导人中，张滂被开除出胰岛素合成队伍，留下来的邢其毅也因为“对合成胰岛素不积极”而不再对这项工作具备发言权。改由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师负责业务工作；1960年4月时，又有十多位同学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委员加入了领导班子；新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直接领导他们。在这些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军”。他们“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不懂就学，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邢其毅等“老”科学家和原来那些比较“右”的青年教师当然不太认同那些做法，但他们不敢说，只能根据组长、小组长等人的指示执行属于自己的工作。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个肽段”；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就“用两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12肽”；随后，于“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也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链30肽”。
复旦大学加入竞争
正当北大化学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2／3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另起炉灶，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四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后赶。当时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权副教授比较内行，但她被搁到了一边，对这项工作没有发言权。于是，复旦大学所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稳定基础研究工作为重要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由中科院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所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它们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了过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他们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了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链和人工胰岛素B链的全合成工作。聂荣臻和大家一道都在那儿等着，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过去报喜。新华社也已经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一切都只等他们的好消息。但直到宴会结束，垂涎欲滴的他们也没有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这时，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验证。要求北大也进行B链合成，也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科学院开展“特大兵团作战”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院党组正、副书记张劲夫、杜润生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了由有机所党总支书记边伯明任副总指挥，生化所所长王应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生化所副所长曹天钦任正副参谋长，生化所青年科技工作者李载平任具体指挥，生化所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指挥部，指挥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特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最初不肯参加这项工作的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敦促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一位连多肽都未见过、新近从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过去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原有的研究转到这项工作中来，但既然党的领导干部在亲自指挥这项工作，他们也普遍表现得很积极。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有一定区别。在这里，“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并不成立。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终于“正式进行会师”，可非常令人遗憾，“总的情况是人A人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B链)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不但如此，在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编者注：人工合成胰岛素A链、天然胰岛素B链)测定，结果均无活力”。
王应睐一直心怀整个国家的生化事业，对这种费钱、费力而不讨好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将其停下来。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应该减少一点，让队伍精干一点，都是熟悉业务的人，这样进展会更快。张劲夫和杜润生与科学工作者是比较贴心的，发动大兵团作战一段时间后，见效果不明显，就认真考虑了王应睐的建议。
于是，“1960年7月，杜润生同志指示说，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随后，“经过三天大会，总结辩论，生理、实生、药物三个所下马，留下生化、有机两个所”。剩下两所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到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参加胰岛素工作的学生没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终于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链，自己测试有活力，于是把它们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儿之后，它们又失活了！10月下旬，生化所决定派杜雨苍和张友尚过去“学习”。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学所用的测试方法是不规范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合成”的究竟是什么，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岛素A链！60万元的巨额经费已经用尽，结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员伤病还相当严重———其中，有3个学生被严重烧伤；有60多个学生得了肺结核———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下去了。连总结都没做，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鸣金收兵。
复旦大学生物系的情况与北京大学的类似，也是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单位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所收获的恐怕就是失败的教训了。
作为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由领导干部直接指挥不懂行的群众用搞运动方式做研究，这是中国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独特创造，也确实实践了当时一些领导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条研究道路行不通。
脚踏实地终获成功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遇挫之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于是，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再次“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也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但聂荣臻、王仲良、张龙翔、汪猷等多级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的要求和命令下，中科院和北京大学的胰岛素工作分别持续了下来，只是把队伍精干到了总共20多人——北大最少的时候只剩两个人，而中科院方面也只剩了一二十人，他们大部分都为早期的参与者——工作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缓慢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合作———北京大学化学系主要负责合成胰岛素A链前9肽。又经过两年时间，到1965年9月17日，他们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终于完成了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换句话说，在研究人员和研究方法都基本恢复到了先前走所谓“资产阶级的科学工作道路”时的状态后，他们成功了。
(作者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
[南方周末]
解密人工合成胰岛素
熊卫民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项成果一直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它像“两弹一星”一样，证明了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仍可在尖端科研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一决高下，甚至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中国人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简直可以用“擦肩而过”来形容。对于未能获奖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弹指之间，40个年头过去了。回眸当初，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一些以讹传讹的“事实”也开始得到澄清。
周恩来说：5年是不是太长了
课题的提出应当归因于“大跃进”运动。那是一个充满豪言壮语的时代，不但工农业要“放卫星”，科学技术也要“抱大西瓜”。形势要求科学家提出宏大的目标，不这样做就是政治上落后。
为了避免遭到批判，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所表示要研究活性染料，生理所提出要搞生物上天，实验生物所决心集中力量攻克肿瘤，而药物所则喊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肿瘤让路、血吸虫断子绝孙”的响亮口号。
在各兄弟单位竞相放出了多个“科学卫星”之后，筹备了半年、就要于1958年8月成立的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该提出什么样语惊四座的课题，成了摆在该所每一个专家面前的问题。
在有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沈昭文等9人参加的高级研究人员讨论会上，大家争先恐后地提出了一个个课题，这些课题最终因不够“跃进”、气魄不够宏大等理由，一个个被否定。突然，不知是谁冒出了这么一句：“合成一个蛋白质！”七嘴八舌的声音一下子停了下来。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前沿课题啊！究竟现有的科学技术是不是已经接近做到这一点？中国有没有这个条件？由自己来做是不是有成功的可能？都不知道。在座的人谁也没有研究过类似的问题，都没有相关的基础。
但这个课题确实够响亮，也颇具吸引力。恩格斯曾经说过：“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如果某一时候化学能够人工地制造蛋白体，那么这蛋白体也必然会呈现出生命的现象，即使是最微弱的生命现象”。如果我们能够完成革命导师的这一伟大设想，让人工合成的第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东西在中国诞生，那将是何等巨大的辉煌啊！
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把这颗设想中的“卫星”保留了下来。
因为没有把握，知道其他的“卫星”设想也都只是信口开河，谁也没有把这个用于交差的设想看得太认真。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只是简单地提出要用化学方法合成一个蛋白质，至于完成的时间则被设定为20年之内。
很快，“合成一个蛋白质”的设想被摆到了群众讨论会上，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下就被它吸引住了。他们更加“敢想敢干”，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激动人心的年代，怎么能容忍一个题目要做20年？完成时间立即被缩减为5年。
虽然仅仅是一个设想，但作为大跃进的“成果”，“合成一个蛋白质”仍被放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展览会”上参加展览。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一名老先生不是研究人员，也不大懂相关知识。要展览合成蛋白质，他理解成了合成生命，于是夸张地画了一个站在三角瓶里的小娃娃。
这幅漫画吸引了前来参观的周恩来总理，他惊讶地“哎哟”了一声，和陪同的副总理李富春、上海市市长柯庆施等人在这幅画前停了下来，询问生化所的讲解人员这项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讲解人员回答，生化所打算用5年的时间。
“5年是不是太长了？”周恩来将了生化所一军。看到周恩来这个态度，李富春、柯庆施表示要鼓励、支持这项工作。随后，生化所“经过热烈的讨论”，赶紧把完成的时间“减为4年”。
得到中央领导人关注之后，“合成一个蛋白质”就不再只是一个科学畅想或口号了，它很快被列入全国1959年科研计划（草案），成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
具体合成什么蛋白质呢？当时已经确定了一级结构的蛋白质只有胰岛素一种，没有别的选择。1958年12月，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课题被确定了下来。
此后，课题完成的时间表被一再提前，“由最初的5年改为4年、3年、2年，最后大家鼓足干劲，决定把这项工作作为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
1959年年中，这项工作还获得了国家级机密研究计划所特有的标志，它的代号是“601”——就像人造地球卫星研究的代号是“581”，意为“1958年的第一项重点任务”一样，“601”的意思是“1960年第一项重点研究项目”。
保密使邹承鲁、张友尚等人没能及时发表成果
1959年1月，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正式启动。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建立了以党员科学家曹天钦为组长的5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为了达到符合“大跃进”要求的速度，他们建立了5个研究小组分别探路。其中，因探索有效而一直延续下来的有两个：由邹承鲁负责的天然胰岛素拆、合小组，由钮经义负责的胰岛素肽链有机合成小组。
他们知道这项工作非常难，在有机合成方面工作量巨大，而自己缺乏相关经验，人手又不够，于是想找别的研究有机合成的单位合作。
他们首先联系的是同处上海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但该所代所长汪猷对此没兴趣。接着，他们又找了北京大学。经过几轮协商，1959年4月，在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开始和生化所分工协作。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起来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进来，但生化所不愿意，没把它列为协作单位。
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邹承鲁所领导的拆、合小组（成员有杜雨苍、张友尚、许根俊、鲁子贤等）曾经用过7种方法都没能拆开胰岛素的3个二硫键。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条件，将胰岛素完全拆开成了稳定的A链及B链。这是一项比较有意义的成果，但因为当时国家特别强调保密，邹承鲁等人没有立即把它发表出来。
二硫键拆开之后，A、B两链能否重新组合成胰岛素？从当时的认识和实践来看，即使不是绝非可能，也是万分困难。面对文献所给出的结论，老师邹承鲁“顾虑”多多，学生杜雨苍也心怀“恐惧”。但在“大跃进”形势的激励下，他们还是不断地进行尝试，历经艰辛，多次试验，于1959年3月19日得到了第一个肯定的结果———接合产物表现出了0．7％～1％的生物活性！
又经过多次失败，克服了许多技术障碍以后，他们终于在1959年国庆献礼前摸索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使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重合的活性稳定地恢复到原活性的5％～10％。
这是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指导和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大路线问题，还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胰岛素合成的最后一步工作。为了吸取拆开工作未及时发表的教训，生化所于1959年11月16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然而，基于保密考虑，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同行———那时已经知道美国和联邦德国各有一个实验室在进行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工作———利用我们的这一发现而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中国科学院领导没有批复“同意”。
1960年，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类似的结果。虽然他们只恢复了1％～2％的活力，成绩远没有邹承鲁等人的好，但在发表时间上抢到了我国科学家的前面。
1959年夏天，生化所把正在漕河泾农场下放劳动的张友尚召了回来，让他分离纯化重合成胰岛素。通过反复试验，1959年底，张友尚等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提纯方法，得到了和天然胰岛素结晶一致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
由两条变性的链可以得到有较高生物活力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这就从实践上进一步证明：天然胰岛素结构是A、B多肽链所能形成的所有异构体中最稳定的；推广一点说，也即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信息包含在其一级结构之中。这个结果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又是基于上述保密要求，邹承鲁、张友尚等人仍然没能及时发表此成果。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C．B．Anfinsen）发表了一项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他后来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拆、合工作快速取得突破的同时，合成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到1959年底，钮经义所领导的B链合成小组（成员包括龚岳亭、陈常庆、黄惟德、葛麟俊、汪克臻、张申碚等）不但掌握了多肽合成各种技术，还将B链的所有30个氨基酸都联成了小肽，最长的已达到了8肽。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A链合成小组也做了氨基酸的分离、特殊试剂的合成、分析分离方法的建立等工作，另外还合成了一些2肽。
不过，这远远没有达到最初计划的进度。合成多肽确实太过艰难和繁复：没选择好合适的溶剂、保护基、缩合剂，没选择好合适的肽段大小，没选择好接头等等，都可能使合成功亏一篑。这些方案都需要摸索。而且，一般说来，每接一个氨基酸都需要三四步反应，需要极为繁复的分离纯化、分析检定工作，不但工作量大，而且一环紧扣一环，一步不合规则，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如在保密方面要求过于严苛，只追求最后工作的完成，忽视了更重要的中间成就的发表，阻碍了国际同行对我国科学家所取得成就的承认，从而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我国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但在1959年间，两相关单位总的工作气氛还算是比较好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比较重大的。
上海市市长在人民广场报喜：复旦获得了人工胰岛素
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
中科院有机所表态：一个星期内完成任务
“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直接的后果是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固步自封、按部就班、奉行“爬行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冷冷清清”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改组：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被迫靠边站，改由一位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主持业务工作；1960年4月，又有十多位被称为“革命动力”的学生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书记、委员等加入了领导班子。他们统一接受系党总支书记的指挥。
在这个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科研的主力军”。他们“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不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于1960年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于4月20日“合成了B链30肽”。
就在北大化学系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
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个师生，开始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4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不舍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前赶。于是，复旦大学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就“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日～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链带到了会场。
与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异常兴奋，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24日当晚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下生化所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B链的全合成工作，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去报喜。聂荣臻也和大家一道等着全合成的好消息。新华社事先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可直到那顿在大饥荒时期极其难得的宴会结束，杜雨苍和张友尚也没能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复旦大学则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要求北大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中科院院党组正、副书记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
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用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分院党委书记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严厉要求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战斗组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们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个连多肽都未见过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
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还有些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生化所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后来回忆说：大兵团作战啊，疲劳得要命。我们有个工序是摇瓶，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摇瓶。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她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瓶，实在疲劳，打瞌睡了，烧瓶就掉下去了。这个烧瓶里面装的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八肽跳楼自杀了”。都惋惜得不得了。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尽管有“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和“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的命令和决心，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乃至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正式进行会师”，“总的情况是‘人A人B’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测定，均无活力”。
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一直不欣赏这种研究方式。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说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他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考虑，10月份时参加人数下降到了80人左右，到年底时生化所剩下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缴了上百万元昂贵的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终于偃旗息鼓。不久，北大也因经费耗尽、成果阙如而鸣金收兵。与中科院相比，他们的人员伤病要严重得多。有3名学生在实验中严重烧伤，另有60多名学生因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而患上了肺结核。复旦生物系同样因为经费等问题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了相关研究。
七八百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除有机所留了一点产物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的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大兵团作战”的收获几乎是一场空。
聂荣臻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
“大兵团夹击胰岛素”遭遇惨败后，国家进入了调整期。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心灰意懒，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
1961年，聂荣臻到生化所视察，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不打你们的屁股。
合成胰岛素工作最终持续了下来，队伍被精干到20多人，大多为早期的参与者，研究方式也恢复到了以前冷清而脚踏实地的状态。
在国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和中科院有机所、生化所又开始重新酝酿合作。为了避免上次的教训，他们约定：“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不搞‘我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岛素。”
1964年年初，在邢其毅教授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陆德培、李崇熙、施溥涛、季爱雪和叶蕴华等五位教师（后来又增添了研究生汤卡罗）奔赴上海，开始和有机所的汪猷、徐杰诚、张伟君、陈玲玲、钱瑞卿等不分彼此的协作。他们共同负责胰岛素A链的合成。而生化所方面，在钮经义、龚岳亭等人继续合成胰岛素B链的同时，拆、合小组仍在为提高重组活性而努力。
他们于1964年8月、1965年5月先后拿到了B链和A链。1965年年中，当A链积累到100毫克（此时B链已积累到了5克）时，杜雨苍等人开始做全合成实验。出人意料的是，注射了合成产物的小白鼠并没有因惊厥反应而跳起来。
对所剩不多的A链视如生命的有机所所长汪猷拒绝再提供A链，认为不是B链就是杜雨苍的结合方法有问题。生化所当然不同意这种判断，双方争论了起来，争论逐渐升级，大家拍桌子，丢电话，连电话机也给摔碎了。如此争吵，逼着杜雨苍经过多次模拟实验，创造出了两次抽提、两次冻干法。汪猷这才又给了他60毫克A链。
1965年9月3日，杜雨苍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链与人工B链的全合成实验，并把产物放在冰箱里冷冻了14天。9月17日清晨，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三家单位的研究人员汇聚到了生化所。这次会不会成功呢？
杜雨苍终于从放有冰箱的那个小实验室走了出来。从他高举着的试管中，人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多年的成果———闪闪发光、晶莹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那实在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激动人心的时刻。”30多年后，已八十高龄的邹承鲁先生依然饱含激情地回忆道。
经过6年零9个月的努力，中国科学家终于在世界上第一次取得了人工胰岛素结晶！
杨振宁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邓小平、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5年11月，在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的主持下，国家科委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举行了严格的鉴定会。尽管大家都知道国外的竞争对手可能很快会拿到结晶，非常想抢先发表全合成论文，但以汪猷为首的一些有机化学家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所以最后结论只是说“可以认为已经通过人工全合成获得了结晶牛胰岛素”，会后也只是发表了一份简报。
杜雨苍、钮经义、汪猷等人接着又争分夺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产物，并对其物理、化学、生物性质做了尽可能详尽的检测。在一切能获得的检测数据都齐备后，他们以集体的名义于1966年3月和4月份分别用中、英文在《科学通报》和《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结果。在此期间，借赴华沙参加欧洲生化学会联合会议第三次会议的机会，龚岳亭、邹承鲁、王应睐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宣布了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果。
他们的论文和演讲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科学家来信表示祝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肯德鲁(JCKendrew)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还特意到上海生化所参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ATiselius)。他于1966年4月30日到了中国，并发表评论：“你们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十分令人振奋，向你们祝贺。美国、瑞士等在多肽合成方面有经验的科学家未能合成它，但你们在没有这方面专长人员和没有丰富经验的情况下第一次合成了它，使我很惊讶。”他在回国途中适逢中国爆炸第三颗原子弹。当被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时，他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把诺贝尔奖和胰岛素研究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中国科学家确切地获得诺贝尔奖提名却是后来的事。1972年，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他明确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在当时全盘否定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等的左倾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委婉地拒绝了杨振宁的好意。
1975年，杨振宁再次表示，他愿意就牛胰岛素合成工作向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提名。另一位领导人江青又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这是一项集体成果，如果中国不提供候选人名单，杨振宁当然无法提名。“文革”终于过去。1978年9月，杨振宁再一次向中国领导人———这一次是对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为胰岛素合成工作提名诺贝尔奖。10月，他又向周培源提及此事，周培源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汇报，请他加以关怀。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名单。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美籍华裔逻辑学家王浩也来信提出要为中国的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这一次，对多方涌来的相同建议，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在他们的指示下，从1978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
胰岛素工作的参与者人数那么多，单骨干就有十余位，究竟哪些人的功劳更大呢？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
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查恩(HZahn)教授和美国的卡佐亚尼斯(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最后决定：“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查恩和卡佐亚尼斯的情况。他们于1958年开始做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虽然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有时候还只是单兵作战，仍分别于1963年12月、1964年初发表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简讯，查恩还在中国之前于1965年7月发表了全合成论文。尽管他们承认是中国第一个合成了结晶胰岛素，但一直到近些年，他们还在分别宣称是自己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完成了胰岛素的全合成。
只剩一个候选人之后，杨振宁、王浩、王应睐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
对于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
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
上述原因中，候选人过多说显然是错误的，时间过得太久说也经不起推敲，对诺贝尔奖而言，获奖距离成果的完成平均有大约12年的时间。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关于瑞典的那些教授是不是对我们有歧视心理，这无从检验。但是，对于一个享誉百年、未曾出现过明显歧视现象的大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猜测。
如果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上述原因，那么，它会是什么呢？难道是———我们的工作未必达到了获诺贝尔奖所要求的水平？
40年后，专家再论人工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之缘
事情的关键转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意义和价值上。对于这个问题，自工作刚完成时起就有不同意见。
邹承鲁、王应睐等生物化学家对这项工作的意义评价极高，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蛋白质，开辟了人工合成蛋白质的新纪元；它表明我国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方面的科学技术水平已在世界上领先。曹天钦更是宣称，在人类认识生命现象的历史上，这个成果是继从无机物中取得了第一种有机物尿素之后而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往再高一级飞跃，人工合成第一个生命物质也不会是很遥远了”。
而汪猷、邢其毅、黄鸣龙等有机化学家则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他们说：“我们所合成的胰岛素，只是合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说它是蛋白质也无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义。应用到的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创造，不能认为在合成物质上有什么新的飞跃。其次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只能说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罢了。”
由于分歧太大，国家科委不得不改变参会专家，于1966年4月为这项工作举行了第二次成果鉴定会。此后的宣传，可以明显看出是曹天钦等人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开始这项研究到争取诺贝尔奖，已经过去了三四十个春秋。如果再开一次鉴定会或总评会，当事人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专家又会如何看待这项工作呢？带着这个问题，自2001年以来，笔者访问了不少专家，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张友尚院士(拆合组成员)：有人评论胰岛素合成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我觉得这种提法是不太对的。因为原子弹人家是不会让你学的，它是严格保密的；而我们做胰岛素嘛，有些方法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是已经有了的。胰岛素合成的成功，其经验在于善于利用已有的方法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难题，我们将它解决了。
施溥涛研究员(A链北大组成员)：就拆、合而言，贡献比较大，可这个东西人家先发表，虽然没我们做得好……但诺贝尔奖的评选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创造性，要有大的创新；二是对以后的工作要有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后面这点。对胰岛素合成而言，它有影响，但不及其他几个获诺贝尔奖的成果影响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包括两个部分：合成两段多肽、通过二硫键重组将这两段多肽连接成蛋白质。
我认为前者和现在的基因重组一样，只是一种科学工程。虽然在合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术路线在1953年就已经由美国的维格纳奥德(VincentduVigneand)解决了。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二硫键重组在科学上的价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CBAnfinsen)提出“蛋白质的一级结构决定高级结构”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时候发表，倒是有可能竞争诺贝尔奖的。可我们的结果发表得比他晚了不少时候，而且在探讨其理论价值时还局限在胰岛素的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基本只能算是安芬森观点的一个佐证。事实上，当安芬森在1960年初提出他的观点之后，再做人工合成蛋白质在科学上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因为，需要追问的重大的科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看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未能获诺贝尔奖有令人惋惜之处，却并不值得愤愤不平、怨天尤人。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相当高的荣誉了。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博士生。作为“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之一，熊卫民、王克迪合著的《合成一个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全合成》一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11月23日、30日及12月7日分三期连载），大小标题均为编辑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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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不是科学的敌人
《长城在线》 2006-8-14 16:40:27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至今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其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其中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克隆人之争”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生命伦理学存在的理由究竟有哪些？它在科学发展中究竟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生命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日前，来京参加“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的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为什么不能克隆人？
理查德·多弗林格/著吴万伟/译
南韩克隆丑闻的细节现在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世界唯一向科学界证实他们克隆了人类胚胎而且培育出胚胎干细胞（ESCs）的黄禹锡(Hwang Woo Suk)博士和他的同事现在被看作玩弄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和过去的免责声明书相反，国立汉城大学等进行的调查报告说该小组招揽了超过100名女性（往往用现金奖励）甚至给女性研究人员施加压力提供卵子进行克隆实验，让女性健康面临严重威胁。调查还说尽管进行了数百次克隆尝试，从超过两千个卵子中研究人员没有能生产出一个干细胞系（stem cell line）。他们通过在声名赫赫的美国《科学》杂志上伪造了两篇主要文章掩盖其失败。
美国对这个丑闻的反应各种各样。有些克隆鼓吹者声称这个事件除了说明韩国一些科学家胡作非为外没有别的意义。医学研究协进会（Coali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Research）主席丹尼尔·佩里（Daniel Perry）说“尽管这是个明显的挫折，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和治疗用克隆领域仍然具有让人惊叹的前景，正如我们国家一些杰出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那样。”其他人，包括汉城调查小组成员则相信这个事件已经“破坏了科学的基础”。真实的情况显然界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该丑闻牵连的决非几个韩国科学家，但是它并没有破坏整个科学，除非有人愚蠢地把人类克隆等同于科学的全部。更笼统的说，这个不幸的事件给予我们三个教训：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如果不吸取，我们人类就面临危险的境地。
科学的神话和现实
正如华盛顿邮报说的，第一个明显的结论是“大肆宣扬的胚胎干细胞研究比科学家预料的落后几年的时间。”全世界经过8年的克隆人体胚胎的努力后，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做到这点。经过了多年的宣扬所谓的“治疗用克隆”---从克隆的胚泡提取干细胞的主意将为病人提供他自己的“生物学上的修复元件”---没有人达到哪怕是让这个医疗梦想成为现实的第一步。
发现一个科研人员作假并不能说明这个科学界都是不可靠的，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
在过去的8年中这是至少第三次我们听说克隆人类胚胎以获取干细胞成功的消息了，结果发现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为了避免我们相信韩国是该领域发布虚假信息的垄断者，我们有必要指出此前的两次虚假消息是由美国公司高级细胞技术（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ACT)宣布的。虽然ACT的研究者只是成功地把一个克隆胚胎进展到六个细胞的阶段---他们是否创造了胚胎仍然是不确定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得到干细胞。但是公司宣布它的研究者是“说明重新编组人类细胞能够提供移植的组织的第一个证据。”
多数美国人，立法者可能认为至少有已经成功的从“治疗用克隆”取得胚胎干细胞的动物模型的例子。但是科学文献里很少有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ACT等发表的研究报告一直被兜售说显示了从克隆的动物胚胎获得的干细胞的好处，但是在每个报告里，要达到治疗的目标都要通过移植胚胎到动物的子宫并在那里长大到胎儿阶段，然后杀死胎儿以便得到更发达的胚胎干细胞。这样的“胎儿农场”显然被有些研究者看作人类“治疗用克隆”的新范式。有些拟定了关于克隆的法律，（比如新泽西州）允许在人类身上进行这样怪异的实践。或许“治疗用克隆”根本无法使用如果不进行“生产性克隆”（这是人人都谴责的行为）把胚胎放在女性的子宫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后来打掉胎儿以便获得更发达的组织。这当然是克隆对女性的剥削，把女性当作卵子工厂，利用女性作为克隆的人类胎儿的孵化器。
还有的人指出从克隆中得到胚胎干细胞的进展已经证明是“上钩掉包”的陷阱，也就是说虚假的报道来自克隆胚胎的进展，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克隆。比如在2005年夏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报道说“人体细胞核转移胚胎干细胞（human nuclear-transfer embryonic stem cells）已经被显示出来在一个脑部受伤的动物体内生产出新的神经组织。但是这个说法引用的两篇文章清楚报道采用了从受精卵提取的现存胚胎干细胞系（ESC lines）---这种细胞系在当前布什政府的政策下有资格得到联邦资金支持。研究实际上得到NIH基金支持，所以让文章“尽管美国继续在隔代遗传方面根深蒂固，
总的说来，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骗局的意义仍然是不确定的。2001年，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在国会作证时说克隆基本上是为了得到ESCs的临床应用，因为只有通过克隆我们才能控制干细胞的基因组，当那些细胞有一天被用来实现再生目的时，避免免疫拒绝问题。如果BIO在2001年是对的，那么ESCs作为治疗的途径已经被证明是不可靠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因为从克隆的人类胚胎中获得ESCs仍然没有办法实现。如果BIO是错误的，克隆（用最近的一个评论的话说）是“华而不实的科学，是个干细胞生物学迅速扩张的世界的边缘。”为什么不现在就禁止人类克隆的离奇的滥用，分别辩论涉及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其他问题呢？
显然，科学家自己在克隆研究的重要性问题上意见不一。比如，最近一期NEJM评论反驳因为黄禹锡丑闻“干细胞生物学已经臭名昭著的印象”，指出通过体细胞核转移（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克隆“在干细胞生物学这个广大的领域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该杂志的编辑在2003年说过正好相反的话，声称通过赞同对人类克隆的禁止，众议院已经投票“禁止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使用和医药治疗等”。但是即使在
从细胞核转移（克隆）制成的胚胎中制作干细胞系的效率是难以觉察地小，你得一个一个处理，单个治疗的故事一再出现，代价高昂。也就是说让这种治疗国际上都可行，广泛的核转移程序根本无法让我们达到目标。”（进行克隆研究的著名高科技公司Geron的总裁马斯.欧卡马（Thomas Okarma）在《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2003年6月号上说）
“尽管科学家绝望无奈，你可能认为治疗用克隆正处在即将治愈一两种疾病的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有关于治疗疾病的乐观看法，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被询问的时候都是承认这些成就是梦想而非现实。”（纽约时报2003年元月5号科学作家基纳·科拉塔（Gina Kolata）说。
虽然克隆（通过体细胞核转移SCNT）在理论上或许解决排斥，也就是生物学上接近问题（biological access problem），它一次只能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创造这些独特的克隆的解决办法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将使得SCNT根本不可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广泛使用的解决生物学上接近问题。（2003年11月12月的哈斯汀斯中心报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中路斯·福登（Ruth Faden）, 约翰·戈哈特（John Gearhart）以及18位赞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家和科学家）
“我的观点是至少有三个到四个其他的方案已经更加具有吸引力。从长期观点来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赞同治疗用克隆。因为得到卵子非常困难，而且还得面对毁掉胚胎的问题”。（
除了克隆外，从胚胎干细胞获得基因上相容的组织液为了人类治疗的其他途径产生不仅是伦理上，而且是实际操作上难以克服的问题。当然，没有科学家真正相信现在生殖中心提供的冷冻的“多余”胚胎对于医疗研究已经足够使用了。一个引用广泛的研究发表在2003年的《生殖与不育》（Fertility and Sterility）作者估计在2002年4月，生殖中心储存的冷冻胚胎有400，000个。但是该研究还发现只有2.8%（也就是11000）是可能作为研究用途的。摧毁所有这些胚胎只是为了得到干细胞（作者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将最多生产出200或者300个细胞系。
有人建议通过人工受精成立遗传多样性的胚胎银行，目的是提供可以和多数病人吻合的密切基因对子。两个杰出的研究者说只要决定“研究的最佳选择”（更不要提治疗）就需要“或许1000”个干细胞系，这是我们全国拥有的数量的四倍之多。还有人说要表现美国人口的基因和种族多样性，企图治疗任何重大疾病的胚胎干细胞银行就必须包括从许多生产出来仅仅就是为了毁灭的胚胎中取得的细胞线，包括不成比例的数量的来自非洲裔美国夫妇和其他少数民族夫妇的胚胎，他们在生殖中心客户中比例偏低。罗伯特·兰查（Robert Lanza）和纳底亚·罗森塔尔（Nadia Rosenthal）在《科学美国人》2004年说如果要创造足够基因多样性的细胞线需要来自生殖中心的数百万胚胎。国会中有哪个议员真正愿意要这样大规模的创造并毁灭人类胚胎吗？
总而言之，支持扩大联邦政府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资助或许有个没有撤退策略的议题。当然，科学家可能从有限数量的胚胎干细胞系中了解很多关于疾病的东西，但是这不是这样的研究典型地兜售给大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支持的方式。干细胞被出售是作为身体机能障碍的人的替代组织液，作为超过一亿生病的美国人生物学上的救星。但是如果从人类克隆中大规模获得胚胎干细胞将产生巨大的实际操作和伦理问题。同样的，努力让胚胎干细胞“治疗用”而不克隆也是如此。没有人会认为胚胎干细胞是再生药物的神圣目标。至于人类克隆研究本身，当然有人解决这个好像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成功地让这个程序工作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但是让它“有效”同时避免对女性的剥削的前景，在我们有生之年从中提取成本低廉的治疗方法的前景非常渺茫。
不再有政治顺风车
虽然多数研究者开始相信人类克隆为了医疗目的可能是个失败，政治界的看法是另外一个问题。克隆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都和事实相脱离，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更糟糕。在韩国丑闻之后，在人类克隆研究领域过去两年的“进展”都是骗局以后，犹他州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说“就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这恐怕是最具前景的医疗健康方面的科学研究了，”为了得到公众支持和政府资金援助，人类克隆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鼓吹者长期以来编造宣传和夸张的诺言向议员和公众宣传。有些科学家和科技组织的行为简直就是蛇油推销员，到全世界推销“神奇疗效”的梦想，人们（不是政客）已经开始注意了。
2004年加州见证了特别玩世不恭的和无耻的宣传活动，研究者和风险投资家让该州为资助这个研究欠下60亿美元的债务。到了现在投票者才开始认识到真相，正如《旧金山记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的：
去年多数加州选民被宣传接受人类胚胎干细胞可以用来治疗难以克服的疾病的惊人方法的观念，促使71号提案在2004年11月选举中轻易获得胜利。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干细胞移植来治疗糖尿病，帕金森神经麻痹和早老性痴呆等还远得很呢，也许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带头的支持者担心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已经发表了免责声明书来减少人们认为这个研究很快就找到治疗方法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把造成这样期待的责任推倒别人身上。
英国干细胞研究专家温斯顿爵士（Lord Winston）就警告他的同事说政治上对胚胎干细胞和克隆的支持和高涨热情需要得到遏制。
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了说服公众我们必须做这个工作，我们往往说了大话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完成。这对科学家来说是个真正的问题。我不大相信胚胎干细胞在我的有生之年，甚至任何人的有生之年能够实现我们迫切希望达到的目标。
作为回应，温斯顿爵士的科学界同行抗议说这不是科学家的错。伦敦国王学院的斯蒂芬·明格（Dr. Stephen Minger）说“确实阿尔茨海默（Alzheimer）不是干细胞治疗的最佳人选，但是科学家没有说他是，这都是南茜·里根（Nancy Reagan）推动的美国政治的结果。”但是在美国，里根夫人得到形形色色的科学和病人游说团体的支持，他们希望公众资金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包括亚伯达糖尿病研究基金会（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美国生殖医药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和阿尔茨海默协会（Alzheimer’s Association）。这些团体肯定清楚科学界反对ESC治疗痴呆病的共识，但是他们就是视而不见。NIH的干细胞科学家罗纳德·麦基（Dr. Ronald McKay）解释说政治信息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差异体现在“要开始，人们首先需要一个神话。”
有些克隆支持者已经指出布什政府应该为韩国骗局承担责任。因为美国政府“没有资助和管理”此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声称杰出的生物伦理学家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和格林·麦其（Glenn McGee）和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在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在其他国家进行。
但是有关这个争论的每个方面都是明显虚假的。不仅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和过去10年中国会里的几乎全体一致的同意反对提供资金支持为了研究目的进行特别的人类胚胎克隆。1994年12月2日克林顿总统用行政命令否决这个支持，后来每年国会都通过附议禁止提供资金支持进行可能危害或者摧毁人类胚胎的研究，唯一一次认真的企图削弱这个限制的努力发生在1996年，本来可能对纯粹为了研究目的克隆或者其他制作胚胎的研究将被限制在合适的地方。即使主要的法案企图推翻布什关于胚胎干细胞政策的，也只是处理“备用的”通过人工受精制成的胚胎，有些法案明确说明“相关研究不应该最后生产出人类胚胎。”
而且，美国应该吸取克隆丑闻的经验教训，制订规范管理克隆研究的那些说法忽视了这个事实，韩国确实有法律和规章制度防止最糟糕的滥用，有允许比克隆支持者写进加州71号提案更独立的监督的法律。但是这些规定对于醉心于自己目标的科学家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科学家对于伦理指导原则就更加关注或更谨慎。即使在韩国和美国支持克隆研究的伦理学家表达对
“新伦理”的麻烦
除了政治以外，克隆丑闻最重要的教训是道德方面。
努力增加人类知识和改善人类环境的科学家长期以来被诱惑在伦理方面“抄近路走捷径”包括保护人类研究对象的道德，为了达到他们普遍承认的重要目标。现代科学药品的创始人克老德·伯纳德（Dr. Claude Bernard）在1865年曾经警告说：
医疗手术道德的原则包括从来不在人身上进行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对人家产生危害的实验，尽管这个结果可能对科学带来巨大利益，比如其他人的健康。
同样的，就在1940年代德国开始进行各种实验的时候，纽伦堡条约（Nuremberg Code）坚持“不准进行任何实验，如果有先验的理由相信可能产生死亡或者难以克服的伤害。”美国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严格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只要我们想想塔斯基大学（Tuskegee）梅毒实验，故意给位于威路布鲁克（Willowbrook）孤儿院的智力障碍孩子注射肝炎病毒，1950年代对于不提防的美国人进行冷战辐射的实验。
最近的新情况是从理论上将此类滥用合法化的“新伦理”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以旨在造福全人类的研究的名义把个人生命的价值相对化，贬损降低的功利主义算法。正如《加州医疗》（California Medicine）1970年的社论“医疗和社会的新伦理”中指出的：
传统的西方伦理总是强调每个人的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平等价值，根本不考虑年龄或者条件。这个伦理得到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支持，而且成为我们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基础。这个传统的伦理学仍然明确的占统治地位，但是有许多地方说明其核心观点正在受到腐蚀，或许最终被抛弃。未来有必要，或可以接受的是对于比如人的生命采取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价值。
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功利主义观点事实上成为那些企图合法化人类胚胎研究和克隆研究，不管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人正式的伦理原则。
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被某些人吹捧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最近预测说崇尚生命神圣的老的伦理观到2040年将彻底死亡。如果回顾一下，“2005年可能被看作这个立场守不住的年份，”因为人们认识到生命神圣的伦理让我们无法得到来自韩国的克隆技术新突破带来的益处。当然，辛格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的逻辑一致性在认识到如果生命在出生前不是神圣的，出生后也不可能是神圣的。
多数胚胎研究鼓吹者并不是这么极端的前后一致，但是他们的伦理推理的隐含意义确实是非常激进的。甚至连认可胚胎研究的政府顾问会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人体胚胎研究中心和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NBAC)也被迫在证据面前承认早期的人类胚胎是个“生命”，因为来自胚胎学的证据越来越有说服力，《自然》杂志发表的对最近发现进行总结的文章指出“非常清楚的是发展生物学家将不再把早期的哺乳动物胚胎看作没有特征的没有边界的细胞。”这些顾问团体甚至承认早期人类生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但是得出的结论是实验中对未成熟的生命的破坏是没有限制的，他们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辩护，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在出生后的生命出现重大疾病的健康需要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
1994年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人体胚胎研究中心的一个成员问这个机构是否应该根据“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决定联邦基金支持胚胎研究推荐意见，该机构的主要伦理学家达特茅斯的罗纳德·格林（Ronald Green）教授，引用情景伦理学的教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说“如果目的不能把手段合法化，什么呢？”作为对伦理途径的指南，NIH panel引用格林的文章认为在要求我们对任何人作为人来尊重的“那里”没有现实。他写到是社会中受过教育的有说法能力的成员的任务来决定别人的什么品质是道德上相关的，根据他们自己的开明的自我利益。如果我们否认“人性”或者太多人的道德价值，我们可能冒风险否认我们自己或我们亲人的价值。如果我们把它给予太多的人，我们可能剥夺了自己和别人在这些人身上进行危害性的实验带来的好处。
按照这个推理，如果尊重某个活人实验对象将阻碍我们进行特别有前景的研究，这就是足够的理由拒绝尊重这个对象作为人的价值。那么这个途径就彻底推翻了纽伦堡规则。接受实验的人的尊严从来不能阻止研究者进行他们认为非常有前景的研究，因为研究的前景合法化地把那些对象限定在人类社会之外，我们可以随意使用。一再发生的事实是研究结果的驱动力，或者诺贝尔奖或者治疗奇迹，很可能吞没所有的批评意见和价值，破坏所有的限制，就像韩国丑闻中表现出来的一样。甚至国家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NBAC）在1999年都承认“从人工受精的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只有在没有任何道德问题更少的其他选择来进行这个研究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但是NBAC和它的同盟者无视这些其他选择存在的现有的证据，因为来自成人组织液和脐带血液的干细胞已经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开始对付几十种不同的条件，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些进展没有应当的重视和关注。
简而言之，一旦人们使用某个途径特别的医疗承诺来合理化每个人都认为缺乏道德的行为，他们就有了既得利益抗拒可能揭露独特诺言虚假的证据。甚至韩国科学家故意伪造结果欺骗公众在新伦理的原则看来也是正当的，功利主义原则不仅把生命相对化了，而且将真理相对化了。1970年社论中欢呼新伦理的同一本《加州医疗》注意到因为把人的生命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旧伦理”并没有被彻底替换掉，因此有必要（因此，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重新恢复“借口”：
因为旧伦理并没有本完全取代，有必要区分堕胎和谋杀，谋杀继续被社会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结果是个让人奇怪的对人人都知道的科学事实---人类的生命开始于怀孕，然后不管是在子宫内还是在子宫外继续存在直到死亡的回避。证明堕胎不是谋杀生命所需要的相当程度的语义体操将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它们不是经常在社会不容质疑的预兆情况下提出的话。可以建议的是这个相互矛盾的托辞是必要的，因为新伦理已经被人们接受，而旧伦理仍然还没有被抛弃。
克隆鼓吹者已经把人们对于人类生命的关心抛到一边，无视创造新生命仅仅为了摧毁它的不光彩行径。就算人类胚胎在生物学意义上是生命，他们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没有人的价值，它们必须被牺牲以便帮助真正重要的活在世上的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活在世上的病人（被剥削提供卵子的成年女性）参与胚胎研究却成为这个项目的受害者。不管怎样，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一个伦理为了追求治疗手段无视“你不应该杀人”使用同样的理论来对付“你不应该做假见证”。如果胚胎的“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为了更加宝贵的生命可以被践踏，“只是实际上”的事实真相也可以为了更高的进步的真理而牺牲。
尽
通过贬损生命的价值，我们学会了贬损真理，把科学本身变成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如果美国的胚胎干细胞科学家没有吸取这个重要的教训，那么经过深思熟虑的伦理反应就必须来自更宽泛的社会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这个反应应该首先彻底禁止人类克隆，制订法律禁止把女性当作科学研究的卵子工厂，或者提取器官用的非出生孩子的代理孵化器。只有通过尊重不同年龄和条件的人类同胞，通过拒绝把他们当作达到我们研究目标的工具，我们才能够推动名符其实的人类进步的事业。
译自：“The Many Casualties of Cloning” Richard M. Doerflinger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archive/12/doerfling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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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招收生命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硕士研究生，欢迎国内高校生物系或其它院系的本科生及已经毕业的对生物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感兴趣的往届本科生报考。
| 010108科学技术哲学 | 8 | | |
| 01科学哲学 | | ①101政治 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 ③711马克思主义哲学 ④406科学史 | |
| 02物理学哲学 | | 同上 | |
| 03生物学哲学 | | 同上 | |
| 04科学思想史 | | 同上 | |
| 05科技伦理学 | | 同上 | 包括：生命伦理学 |
| 06科学技术与社会 | | 同上 | |
| 07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 | | 同上 | |
| 08科学与艺术 | | 同上 |
| 010108科学技术哲学 | 01西方科学哲学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20科学史或341科学社会学 | 李建会 刘晓力 | 包括：生物学哲学 |
| 02科学的社会研究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20科学史或341科学社会学 | 刘晓力 | ||
| 03科技伦理学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20科学史或341科学社会学 | 李建会 | 包括：生命伦理学 | |
| 04社会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比较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20科学史或341科学社会学 | 朱红文 | ||
| 010120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 | 01学科史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41科学社会学或388科学技术史 | 李建会 | |
| 02科学思想史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41科学社会学或388科学技术史 | 李建会 刘晓力 | ||
| 03科学社会史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41科学社会学或388科学技术史 | 刘晓力 刘孝廷* | ||
| 04区域科技史 | ①101英语或102俄语或103日语 ②229科学哲学 ③341科学社会学或388科学技术史 | 刘孝廷* |